壮阔的事业  华丽的诗篇
——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倾情回顾国家科技发展历程(一)


  【任玉岭简介】




  任玉岭,河南遂平县人,1938年10月出生。1960年于南开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准提前毕业(五年制本科)并留校任教。1962年进入天津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从事工业技术科学研究工作,曾负责担当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并出任天津工业细菌攻坚小组总指挥。197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79年至1980年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学习。1982年调入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参与筹建中国生物工程中心及中国星火总公司,并创办中国味精技术公司,分别担任处长,总工程师、董事长。1989年任广西北海市副市长。1992年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培训。199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担当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任国务院参事。2003年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7年续任国务院参事。2010年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012年再次续任国务院参事。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期间,他提出的建言之多、影响之大,被媒体称之为“任玉岭现象”。


  任玉岭被13所大学聘为教授,被42家杂志社聘为顾问、主编、编委。同时还曾兼任上市公司的监事长和独立董事,及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促进会会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海峡两岸书画艺术家协会主席等。


  时间:2018年8月4日

  地点:航天神舟艺术中心录播室

  专访对象:任玉岭

  访问人:《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


  访谈人:非常高兴能和任参事面对面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您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岁月。我们知道,您参与了国家科委早期多个机构的创建工作。请您回顾这个时期的相关情况。


  任玉岭:我也很高兴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能有机会回顾这段历程。凭心而论,我们科技工作者历来很低调,对很多事情都守口如瓶。但是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说说了。我们有必要让国人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了解我们的科技工作、了解中国科技事业在国家总体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默默贡献。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史。在这40年中,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我们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的。今天哪,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向大家讲述国家科技工作早期发展的历程。


  我是196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就开始从事科研工作。一直到进入国家科委参加科技管理工作之前,我做了22年第一线的科学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我曾经参与组建中国生物工程技术中心、参与组建中国星火总公司和“星火计划”的创业工作、参与中国民营科技的创业工作,另外我也是国家科委第一个派出的“科技副职”。不了解情况的人们也许都会觉得很平坦。但这些的的确确都是我们国家科技方面的一些重大事件。我想,今天咱们就讲讲这四个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首先咱们谈谈生物技术。我们的生物技术应该说原来就有一些基础,但是多集中在发酵工业方面,也有少量的疫苗产品。但是真正的遗传工程,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为什么呢?遗传工程实际上是1973年美国人从微生物,也就是从细菌开始来进行基因的重组研究,从此开创了基因工程,也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开创了创造新生物的新时代。但是在一这方面,一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国家都是没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后来因为世界上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比较快。改革开放后,我最早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21世纪将是生物工程的世纪》。《新华月刊·文摘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月刊·文摘版》以选载国内报刊所刊发的调研报告、行业或区域发展报道等高质量、高水平文章为主要任务。文稿参考价值均很高;1981年,《新华月刊·文摘版》变更刊名为《新华文摘》。编者注)。因为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法语,正准备到法国图卢茨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所以我非常关心生物技术领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科委把我调到了新技术局(全称为“国家科委基础研究与新技术局”。编者注),负责当时的“科技攻关计划”,主要任务则是生物技术领域的科技攻关。尽管我内心更倾向于学术研究,但作为公职人员必须国家的需要。因此我服从组织的安排,进入国家科委工作。


  到国家科委以后,正好赶上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讨论会以邓小平同志的名义请了22位美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其中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有三位,一个是康奈尔大学的吴瑞,一个是马里兰大学的孔宪铎,还有一个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李志豪。我们和这三位专家的讨论会时间比较长,我也一直参与会议的记录、报告工作。生物技术是我的研究方向,是我的老本行,所以和美国专家们谈的比较多。他们也很赞成我的观点。尤其是对我提出的中国应着重做好生物技术的应用技术推广工作的思路非常赞成。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马里兰大学的孔宪铎在大会上特意强调,中国的生物技术要想发展,首先要先抓应用技术的发展。后来这个观点被我们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接受了。方毅副总理后来就在很多场合都特别谈到应用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应用技术的发展问题,就是国家首先要抓应用技术,要用应用技术推进我们国民经济尽快发展。实际上这也给我们后来实施“星火计划”埋下了一颗种子。因为推动“星火计划”实际上就是抓应用技术嘛。


  美国专家在这次讨论会上,建议中国应该把生物技术研究统一起来,由国家统一进行推进,也就是要成立一个促进发展的管理机构。中央认为这个做法可行。于是,国家科委组建了中国生物工程中心,也就是现在科技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对外全称为“中国生物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编者注)。我们当时组建中国国家生物工程中心,主要是想起到推进和组织的作用。


  这个生物工程,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工程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按照部署,这四大工程同时开展工作。但是最初我们国家的人才多集中于酶工程和发酵工程这两个领域。后来我国的生物工程中心经国家批准成立后,给了我们30人的编制开始进行生物工程的推进。


  当时新技术局局长胡兆生同志带队去国外进行考察(我也是考察团成员之一)。当时我们在英国安排了15天的考察行程,先后考察了多个大学、研究所,了解了生物工程的发展趋向,回国后对整个生物工程的组建,包括应该设立哪些部门,应该有哪些机构参加都进行了统筹安排。这是生物中心最早的安排。昨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国家已经能够创造新的生物了。这表明我国的生物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层次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这些人是非常高兴的。回顾我国生物技术发展历程,中国生物技术历经几十年来的发展,确实是已经取得了令人可喜的局面。


  中国生物技术能发展之所以能这么快,我总结了六点:第一点,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比较早地组建了推进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发展的组织管理机构,而且就设在国家科委机关下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一个政府主管机构专门来推进这个工作,那个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第二点是我们较早请了一批外国专家来指导我们的相关工作。学习了经验,避免了盲目性,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三点就是我们较早地派出一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去学习。师夷长技嘛,可以更快的学习和掌握到相关知识,提升研发能力;第四点,国家科委当时分别在上海、武汉、广东设立了生物工程基地。这样可以各有侧重,其结果就是各有所长、各有建树;第五点,我们较早在美国和香港地区开辟了两个对外窗口。在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这两个窗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点就是较早地吸收了留学生回国创业。这些归国留学毕业生有很多成为我们今天生物工程技术领域的中流砥柱。因为我是这些过程的参与者、见证者,所以我认为,我国的生物工程得以发展得如此迅速,与这六个方面的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访谈人:您是国家“民营科技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我们请您谈谈您当时的相关情况。


  任玉岭:我在很多场合包括都讲民营经济的问题。今天我更想讲讲民营科技的问题。关于我国民营科技的发展。其实在这方面国家科委、科技部一直以来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本人住在中关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感触很深。


  中国的民营科技最早就是从中关村一条街发展起来的。那么我国的民营科技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我经常总结这件事。我认为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转变,我们扩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我记得我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当时科学院的研究所基本上全部集中在中关村,大家也都住在一起。我至今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忆——1984年元月,我在新技术局的书架上看到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两个文件:一个是国务会议纪要,一个是新的国务会议纪要。国务会议纪要中,中央领导当时提出,“公司制是当今经济发展管理模式最好的一种体制”。我们国家在当时只有这个厂,那个厂,大厂小厂都叫“厂”,叫“公司”的很少。所以中央就提倡我们应该推进公司建设,不仅要国有企业向公司方向发展,而且要推进民营经济组建公司。在当时我看到这个文件,那时我已经在国外跑过十几个国家了,考察了几十个公司,我也觉得公司应该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


  实际上在196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承担了当时“12年科技发展攻关计划”,当时有七个大项目放到了天津。给天津的项目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发酵法生产味精。当时这个项目交给了他们的“工业微生物研究所”,当时叫“食品发酵研究所”。交给这个研究所以后,就由我来挑头,大概组织了20多个人,同时请轻工部发酵研究所协助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来推进这个项目的建设。实际上这个项目也是国家科委来进行安排的。我们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做了上万次的配方实验,然后把科学院微生物所筛选出的一个菌种产量,提升到可生产水平,而且通过了最终的实验,完成了这个任务。当时我在天津科学会堂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专家做了报告,《天津日报》头版头条介绍我们年轻人敢想、敢攀世界高峰,用通栏大标题第一版整版来报道了这个事情。


  后来我写的报告由国家科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出版。在那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起了210座味精工厂。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对我们国家味精产业的发展情况非常了解,也对味精产业所面临的困难很担心。因为当时大家都开始生产味精,味精的年产量达到4万吨。因为当时的工厂规模都比较小,年产量达到4万吨已经不简单了。但是这4万吨却销售不出去。当时我们有这样一个分析,当时日本味精的年产量比我们大得多,为什么他们就能卖得出去?主要是我们的应用市场没有打开。所以当时我看到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公司的一个会议纪要,我就马上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说:我们组建中国味精技术公司可以吗?这个提议得到高层一致赞同,我后来就起草了报告。当时这个报告,我第一个上报了轻工部,第二个上报了商业部,第三个上报了中国食品协会,还有一个报到中央。结果商业部批了,中国食品协会批了,胡启立同志也批了。胡启立同志的批复意见是,像这样的公司越多越好。当时我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我们要成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鉴于中国味精现在推广不出去,为味精推广打开销路、拓展应用而成立的。同时,味精的产量、质量参差不齐,要把最好的技术拿出来,向全国推广。因为当时的技术不保密,所以我们就采取这个办法来打开味精销售的局面。中国味精技术公司就这样成立了。


  当时关于民营还是国有,基本上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总觉得这个公司就是国家的公司。后来我提出了三条改革意见。第一,工资比当时的平均工资多三倍;第二,招聘可以不要人事档案,但是要有两个理事、董事介绍,证明这个人是可以干事的;第三,“小汽车办公”。因为当时从东郊进城办公,开小汽车可以提高三倍以上的办事效率。这三条改革意见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民营经济成立以后,它没有其他条框的约束,可以随时按照组织者、领导者的意见开展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


  总的来讲,我们的民营科技在这些年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关于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这里还举一个“娃哈哈”的例子。娃哈哈曾经是中国财富榜第一名的企业。当时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我在“星火计划”工作的时候,在杭州有一个“花粉口服液”的项目。这个“花粉口服液”当时经常在中央电视台上做广告。当时他们的一个销售员来北京找我,我那时是星火总公司的总工程师,他问我能不能做一个专门给孩子喝的口服液?我说可以。当时口服液在当时的销售情况不好,我们已经明确要求不能再批新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好,于是我把这件事特事特办,专门为此事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批复,让我来决定。


  后来我回复那个企业说,现在还不能马上批准你的项目进入“星火计划”,但是我可以协助你把这个项目先做起来。后来我就协助他找到浙江卫生院,帮助他拿到配方,原来生产花粉口服液的厂子又给他两套安瓿瓶封口机。就这样,这个厂子就做起来了。大概8个月以后,他来找我,他说他现已经赚到38万块钱了。后来,这个销售员和他哥哥一起在杭州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了。当时我还以中国星火总公司总工程师的名义给杭州市科委当时的主任打了电话,嘱咐他们这个项目应该给予“星火计划”的支持。后来这个项目被列入“星火计划”项目。大概经过2年多的时间,这个企业的总资产就达到了上亿元。所以这就是我们“星火计划”的威力,大大促进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娃哈哈成为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名,这与当时的“星火计划”支持是分不开的。


摄制: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创意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编辑制作:《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

特别赞助:广东新媒体产业园

摄像:芦旋

设计美编:孙昕彤

文字整理:郝世琦  赵九州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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